在对中国智库的评价中新莆京官方网站,无论是官方智囊还是民间智库

  原标题:中国智库如何参与改革决策?

摘要:
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为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这类公共研究机构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许多重大决定的诞生,都离不开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重要力量──智库。他们被称为“影响决策的人”,无论是官方智囊还是民间智库,总会受到领导层的重视:有民间智库人士透露,在提交了一份有关改革的建议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在一天内让办公室主任打来两个电话,表达这份意见的重要性。智库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家据统计,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课题
“命题作业”和“自选动作”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84岁的高尚全记得,中改院的一份改革建议递交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天之内让总理办公室主任打来两个电话,称“这份意见很重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则做了批示:感谢尚全同志的关心支持,请起草小组酌阅。高尚全见证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巨大阻力下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经历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最终采取了几位“智囊”的意见,把“劳动力市场”写入文件。在30多年里,中国为政策出台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意见的学者不计其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如何为决策者提供支持,往往蒙着一层面纱。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是中央和国家部委向研究机构交办课题,“布置作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对被北青报记者说,中心所做的课题,有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交办的,有的则是与各部委协作。比如该中心参与的“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研究”就是中财办的课题。而像“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子课题中国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中改院承担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和“‘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研究”这样的,则是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此外,研究机构自己会有大量的“自选动作”,结合特长对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说,农村改革一直是中改院长期关注的话题之一。1998年,中改院的课题组提出了要尽快“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期间,中改院递交了这份建议,“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温家宝进行了批示。最终我们看到,决议中采纳了这一提法。”迟福林说。内容
咨询报告不超3000字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和一般研究的学术报告不同,智库向决策机构提交的建议报告,必须简明扼要,同时要提出站在全局角度的观点,不为任何既得利益代言。“写几十万字很容易,但是要用2000到2500字把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说清楚,是很难的。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个重要观点,可能决策就会据此而定,”倪红日说。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原则上每篇决策咨询报告字数不超过3000字,其中送阅件的字数可以更短,可以是1000字,甚至是500字。“必须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倪红日说,一般来说研究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广为流传的“383”报告为例,它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重大课题,大概是两年前启动的,当时很多部门和研究人员都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了几十万字的成果。渠道
民间智库渠道不够畅通对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而言,有一点明显的区别,是为决策建言的渠道不同。一般而言,官方智库可以通过内参或送阅件向上直接传递意见建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北青报记者,2003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期间,他为起草组提供了关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他通过宏观经济研究院交给发改委,再由发改委递交上去。官方机构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提供的数字,2012年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其中145篇报告做出批示271件次。相比之下,民间智库的声音就不是那么容易反映到决策层。在迟福林看来,通过和媒体合作,可以把一些建议呈给相关部委和领导。另外一个方式是举办高水平的研讨会,也可以扩大民间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增加对决策的影响力。以中改院不久前举办的“2013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为例,北青报记者在参会名单上看到,除了有来自四川、云南等25个省市地方决策部门的代表,还有商务部、外交部等中央部委的代表。在会上,中外多家智库的学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市场化改革等发表了看法,不少参会的官员表示收获很大。问题
官方智库被指缺乏独立性在今年6月底召开的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智库发展将迎来春天,但也要看到中国的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在对中国智库的评价中,“缺乏独立性”是常见的批评声音之一。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表示,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多是用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而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倪红日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直以来的传统是突破“官本位”,追逐的是公众和国家利益。“我们的研究人员是独立的,不受舆论和中央领导观点的左右。尊重的是事实和国家全局利益,坚持实事求是。”以医改为例。由葛延风领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改革评价课题组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直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医改是不成功的,引发巨大反响。医改由此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首要民生问题。当前智库可分为:按公务员法来管理的智库,参照公务员法来管理的智库,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智库,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智库。还有些民间智库是在工商部门、民政部门注册的机构和组织。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说,中国智库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智库简单划分。不要在思想库身上贴标签。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更是建议,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障碍
新型智库要突破“资金荒”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今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迟福林认为,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并不匹配。智库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应该从政策、制度安排等方面鼓励智库更多为国家决策服务。据媒体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日前召开的“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务虚会”上,谈到了官方智库发展遇到的挑战。他说,从根源上讲,就是体制内管理和建设专业智库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中心的基本职能是直接为中央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服务,这个职能决定了中心不能去体制化。另一方面,我们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对智库建设水平和专业化程度的要求就越高。”李伟建议,在体制内建设新型的专业智库,有三个方面需要作出制度创新:一是人事制度,二是财务制度,三是统筹协调外部力量的机制。在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专家也提到“资金”对于智库发展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说,在资金渠道上,要让社会资金进入。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执行副会长于宁指出,中国智库不但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还要与基金会、公司、大学等非官方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研究信息,以更多地获取各方资金支持。渠道智囊如何参与决策1.智囊机构接到权威机构就某一大文件或研究课题任务2.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影响高层。或者受邀参加专题座谈会3.国务院重大决策前夕,往往会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结束时,国务院领导和学员座谈,有关起草小组再根据讲话精神完善文件4.各部委研究机构会收到更具体的课题研究,有时候一年有三四百个。有时候在热点问题上,还要接受临时突击性咨询5.一些内参可以送到中办、国办6.学者在研讨会某一观点受到高层重视从而影响决策故事智库的“兴奋”与“遗憾”在一次座谈会上,迟福林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次去农村的调研中,迟福林看到一位老人只有一条腿,家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卧床不起。他问乡镇干部这样的家庭是否能得到补助,得到的回答是申请了3个月给了5元钱。“我当时和总理说,这事我听了很心酸。农村应该尽快建立最低救济制度”。2006年,迟福林在参加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时,再次提到农村救济制度的问题。当时规划中写道,“十二五”期间国家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而迟福林认为,应该在“十一五”末期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项制度。第二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比原计划提前了四五年。“我们感到很高兴。无论是不是我们提的建议起了作用,但我们的建议和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迟福林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却有些遗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财政政策上面临选择:是继续适度从紧,还是调整为适度放松。时任总理朱镕基
,要求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各有关部委提出建议。“我们建议应该扩大国债。”倪红日说,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了国债发行用于基础建设。可是发债是有界限的,虽然中央重视风险控制,但后来一些地方政府突破了限制,大量靠发债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倪红日说,一些建议虽然在当时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智库人员在政策跟踪上做得不足,不能够连续地提供决策建议,可能就会留下遗憾。

综观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基本特点是由官办智库、高校智库、民营智库形成“三驾马车”并立的大格局。但这三驾马车并非并驾齐驱,而是发展极不平衡,
官办智库处于强势地位,民营智库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高校智库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存在,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朝大野小”局面。这与以国际上所代表的大国
智库以独立型民间智库为主的潮流,还不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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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许多重大决定的诞生,都离不开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重要力量——智库。他们被称为“影响决策的人”,无论是官方智囊还是民间智库,总会受到领导层的重视:有民间智库人士透露,在提交了一份有关改革的建议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曾在一天内让办公室主任打来两个电话,表达这份意见的重要性。

官办智库包括官办智库与半官方(准官方)两种,之所以并为一类,是因为这两种智库并没有清晰的分野,在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去年12月7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将自己的着作赠送给李克强

  智库

官办智库,指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或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新中国建立初期成立的智库大多都属于官办
智库,由于当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因此大多数智库属于体制内单位。目前,由于部分体制内单位进行了改革,产生了一些事业单位型的智库,因此
当前的官办智库可分为事业单位型智库和大学型智库,而事业单位型智库又可分为隶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内的智库和具有事业编制的事业单位型智库。

前期调研、专家委员会讨论、外国专家建言……在“十三五”规划纲要接受全国人大代表审查之前,有诸多“外脑”为其最终形成贡献了力量。

  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

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是最纯粹的官办智库,因为该类机构从人员编制到经费来源均来自于国家财政的支持,并纳入到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机制内,
研究人员一般属于国家公务员[微博]的编制。“如国务院研究室和参事室,是中国政府最直接的智囊团,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
机构”。而成立于建国后不久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中国外交部,是一个以研究对外关系为核心的智囊机构。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隶属于国务院,也是一个具有官办行政机构性质的大型智囊研究机构。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第一次有民营企业进行前期调研,第一次使用微信平台收集公众建议,第一次邀请外国专家与国务院总理谈五年规划,第一次请专家委员会成员在全部讨论结束后签下自己的论证意见。

  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事业单位型智库是在改革开放后,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通常是属于政府部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事业单位改革
这一状况才有所变化。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
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而在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也属于官办智库的范畴。

亲历座谈

  2000家

相比行政管理机制内最纯粹的官办智库,这类事业单位型智库具有半官方的特点,主要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主要职责是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
询和支持,但同时也进行一些独立性的学术研究工作。这类半官办智库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等。

首次要求专家讨论草案后签字

  据统计,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官办智库还是中国智库力量的主力。按照软科学机构的统计进行估计,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
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其中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里兼职的状况。由此可见,官办智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是中国智库的主体。它们
依托其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课题,占据着绝大部分资源,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智库领域。它们是中国最主要的决策支持机构,也是当前
中国智库最普遍的存在形式。同时,官办智库对中国重大决策与改革的进行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官办智库都曾不遗
余力的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55人阵容的“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名单。根据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规定,为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和地方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要组建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规划专家委员会,并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认真听取专家委员会的意见。规划草案形成后,要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论证。规划经专家论证后,应当有专家出具论证报告。

  课题“命题作业”和“自选动作”

1、中国官办智库概况

一位首次参与五年规划专家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告诉北青报记者,专家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咨询作用,发改委就一些问题和表述向专家征求意见。2014年年底,专家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规划思路。在规划纲要草案初稿出来以后、草案送人大审议之前,都要召开专家委员会会议。据了解,除了参与讨论外,每一个与会专家会有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上自己的意见建议,会后再把本子交上去。今年1月25日,专家委员会对纲要草案进行了论证,形成了论证报告,“专家们需要写下自己的审定意见,类似于在项目鉴定书上写评价意见。”接受采访的专家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中国官办智库的规模较大,人员数量和机构设置较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所、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
105个4000多名研究人员,而全欧洲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五千,其规模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2013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报告所
列的前100家全球非美国智库排名第9,全球前150家智库中排名第20。另外,全球前100名智库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榜上有名。由此可见,实力较强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均为体制内的单位。

“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专家委员会的“老成员”、中国院长迟福林告诉北青报记者,他认为,签字增加了专家的责任,虽然专家的一些建议可能没有被最终接受,但专家们的的确确是经过了认真讨论。迟福林感觉,此次专家讨论的比以前多,“大家看文件,开大会、小会。大纲形成初期的那次讨论对中央形成规划建议起了一些作用,初稿一出来讨论、中间修改讨论,还有一些小型的座谈会,中央讨论完了以后广泛征求意见、给各省征求意见我们又讨论。”他本人除了参加过四次全体讨论外,还参加过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指标的专题座谈会。据发改委官方消息,参会专家有9位,围绕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生态文明等领域深入讨论了“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指标设置问题。

  84岁的高尚全记得,中改院的一份改革建议递交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天之内让总理办公室主任打来两个电话,称“这份意见很重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则做了批示:感谢尚全同志的关心支持,请起草小组酌阅。

而在国内的官办智库中,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该报告将官办智库分为了党政军智库系统和地方社科院系
统。)显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分列党政军智库系统前三甲,上海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和广东省社科院则是地方社科院系
统的前三名,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还位列综合影响力排名的前两名。

迟福林透露,他曾就服务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一些指标提出过建议,但尚不知是否自己的建议会体现在最终的规划中。“服务业定的55%,我说太低了,现在已经50.5%了,达到58%没问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他们说向中央汇报,我说如果全面小康我们户籍人口才45%,定得实在低。”迟福林说。

  高尚全见证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巨大阻力下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经历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最终采取了几位“智囊”的意见,把“劳动力市场”写入文件。

官办智库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体制内的身份。这种身份使官办智库的发展带有较强计划性和行政指令性,
研究课题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委派,再加上经费依赖财政拨付,使官办智库缺乏灵活性与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缺少市场竞争的意识。但这种身份也使它取得了与政
府部门保持良好沟通的近水楼台,利用其发挥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由于从成立到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就来源于政府,虽然在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对官办智库的支持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官办智库的发展依然良好。

除了参与讨论当中,迟福林带领中改院在去年出版的“中国改革研究报告2015”——《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的总论成为中共中央起草《建议》的参阅件之一。今年的研究报告内容他也在多次讨论中使用,“具体的规划估计会采纳多方面的意见”。

  在30多年里,中国为政策出台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意见的学者不计其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如何为决策者提供支持,往往蒙着一层面纱。

体制内的身份形成的沟通政府的渠道使官办智库研究成果的能直通中南海,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建议往往会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
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将会成为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中。而官办智库机构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以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为例,2012年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其中145篇报告做出批示271件次。

竞争课题

  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是中央和国家部委向研究机构交办课题,“布置作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对被北青报记者说,中心所做的课题,有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交办的,有的则是与各部委协作。

2、“绝代双骄”与“七大门派”

27家单位4个月内完成所有课题

  比如该中心参与的“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研究”就是中财办的课题。而像“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子课题中国碳交易市场机制研究”、中改院承担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和“’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研究”这样的,则是国家发改委委托课题。

《中国新闻周刊》曾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做个专门的报道,它提出的“绝代双骄”与“七大门派”两个概念,很好的概括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当代的知名官办智库。

迟福林与林毅夫、蔡昉、刘士林等专家委员会成员则在进入委员会之前就参与到了“十三五”规划的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当中。2014年4月23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并启动了25个“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重大课题,包括宏观经济、教育、农业、房地产、国企改革等领域。

  此外,研究机构自己会有大量的“自选动作”,结合特长对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体制改革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当时社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备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两者可被看做是当时中国官办智库中的“绝代双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专注的领域各不相同,单从研究所的名称也可以简单的区别两者关注点
的不同,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对推动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家喻户晓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而体制改革研究所则是上
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该所工作过。

课题进行的节奏十分紧张。4月23日课题发布,5月5日申请截止,5月中旬公布承担单位,8月底结题。国家发改委共收到了265份课题申请书,最终仅有27家单位被选中承担课题。“这样的课题含金量很高,估计竞争会比较激烈。”负责《“十三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课题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告诉北青报记者,当时对能否申请成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自己的团队确实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年的积累,能够申请并承担课题的单位一定都是对某个课题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否则不可能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全部工作。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说,农村改革一直是中改院长期关注的话题之一。1998年,中改院的课题组提出了要尽快“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期间,中改院递交了这份建议,“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温家宝进行了批示。最终我们看到,决议中采纳了这一提法。”迟福林说。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在变化,因此占据官办智库体系核心地位的智库也在不断的变化。目前,占据官办智库体系核心
地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官办智库的“七大门
派”。这七大门派智能各不相同,“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中央党校和社科院经常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则是国务院的经济智囊,国务院研究室也常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调研,国家行政学院则是国务院的政治智库。”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资料,《“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动力机制和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负责,迟福林带领的中改院则承担了《“十三五”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这一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负责承担《“十三五”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课题。他们本人及其所在机构均被视为国务院和中央的重要“智囊”。

  内容咨询报告不超3000字

除上述七大智库外,官办智库还包括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另
外,目前也有地方政府举办的有特色的智库,列如海南省政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我在前两年在海口还专程访问参观了该研究院,这也是
中国应对当前南海国际问题的新型智库。

比起“十二五”规划,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研究、信息经济发展研究、健康保障发展问题研究等是出现在“十三五”规划中的新课题。

  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和一般研究的学术报告不同,智库向决策机构提交的建议报告,必须简明扼要,同时要提出站在全局角度的观点,不为任何既得利益代言。

3、中国十大智库:官办为主

北青报记者发现,比起“十二五”规划五十余个前期研究课题,“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的课题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没有了诸如“我国灾害应急体系建设研究”、“国家药品应急体系建设研究”这样的课题,减少了许多同一个大主题下的具体性的课题,如“矿产开发中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研究”、“我国低碳能源发展战略研究”,此次生态环保相关的课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及制度研究》。

  “写几十万字很容易,但是要用2000到2500字把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说清楚,是很难的。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个重要观点,可能决策就会据此而定,”倪红日说。

2006年,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发布了中国十大智库排名。这一排名评选标准是: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和咨询数量以及这些政策和咨询在相关领域产生的
影响。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一标准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外国专家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原则上每篇决策咨询报告字数不超过3000字,其中送阅件的字数可以更短,可以是1000字,甚至是500字。“必须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

这十大智库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均为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中国智库行业内,官办智库占有绝对强势的地位。

最高层首邀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建议

  倪红日说,一般来说研究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广为流传的“383”报告为例,它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重大课题,大概是两年前启动的,当时很多部门和研究人员都参与其中,最终形成了几十万字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社科、经济领域的资深学者,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无法比拟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除了国内的专家为“十三五”规划出谋划策,国家发改委、国务院也邀请了一些外籍专家为“十三五”规划提建议、作调研。

  渠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则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近年来,中
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也一直在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上述四家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次国务院首次邀请国内外专家一起对五年规划编制出谋划策,就是要使规划既立足国情、符合实际,又借鉴国际经验,经过努力实现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5年12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发改委主持召开座谈会,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外国专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郝福满和麦肯锡咨询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最高层级邀请外国专家参与五年规划编制建议。

  民间智库渠道不够畅通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是为于军方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库,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

座谈会的焦点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华强森从城市管理改革、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改革、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政府效率改革等六大方面提出了全面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我认为与李克强总理的那次座谈是中外专家如何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华强森告诉北青报记者。

  对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而言,有一点明显的区别,是为决策建言的渠道不同。

4、官办智库特色案例

座谈会召开时《建议》已经发布,华强森认为:“已经发布的规划是实施改革的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在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不确定的情况下,有效实施这一规划将会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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